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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經濟工作重心是凝心聚力調結構促改革

  此前一段時間,在對外經貿摩擦猶存、國際需求疲軟等外部沖擊疊加的背景下,各界對于宏觀調控的政策取向展開了激烈討論,莫衷一是、各執一詞。近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肯定上半年經濟運行延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發展態勢的同時,指出經濟發展面臨新的風險挑戰,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必須把握長期大勢,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化危為機,辦好自己的事。在與黨外人士座談時,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強調要認清形勢、增強信心、堅定決心,指出只要保持定力、站穩腳跟,在埋頭苦干中增長實力,在改革創新中挖掘潛能,在積極進取中開拓新局,中國經濟航船就一定能夠乘風破浪、行穩致遠。顯然,本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給下一階段經濟工作開出的藥方是凝心聚力調結構、促改革,而不是指望新的政策刺激。

  經濟運行的韌性增強是中國保持戰略定力的底氣

  中國經濟韌性的表現之一,是逐漸形成了消費、投資、凈出口協調拉動的新格局。如2018年經濟增長6.6%,其中,在外需的拉動作用較上年回落1.2個百分點的情況下,消費的拉動作用回升了1.1個百分點。而2019年以來則是“內需不行外需補”。上半年經濟增長6.3%,其中,消費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同比分別回落1.6個和0.9個百分點,但外需的拉動作用回升了2.0個百分點。

  中國經濟正從高速增長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常態。即使只有6%至7%的增速,中國經濟增速仍是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兩三倍,每年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有些國家因此對中國經濟表現幸災樂禍,顯然是缺乏經濟常識。至于國內有些人將中國6%左右的增長與不到3%的通脹組合視為“經濟滯脹”或“類滯脹”,也顯然有違經濟常理。如果這算是“滯脹”,也是許多國家夢寐以求的。

  當前宏觀調控需要直面外部沖擊的挑戰

  2018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中國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

  就外部環境變化而言,當前中國面臨兩個重大挑戰:一個是2018年以來中美經貿關系的變化。受累于關稅沖突,2019年中美雙邊貿易往來趨緩。據中方統計,2019年上半年,中國對美出口和進口同比分別下降8.5%和29.8%。另一個是世界經濟增速放緩。2018年第二季度以來,全球經濟景氣度見頂回落。自2018年10月份以來至2019年7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連續4次下調2019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測值至3.2%,低于2009年至2018年的年均增長值3.4%。

  由于貿易局勢緊張疊加外部需求疲軟,2019年上半年,中方統計的中國出口同比增長0.1%,增速同比下降12.4個百分點;進口同比下降4.3%,增速同比下降24.4個百分點。這給中國國內投資和消費帶來了壓力。

  始于一年前的本輪宏觀調控堅持了“三管齊下”策略

  本輪宏觀調控實際上早在一年之前就已定調。2018年7月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針對中國經濟運行穩中有變、外部環境明顯變化的新問題新挑戰,強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靈活性、有效性,并首次提出要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六穩”工作。

  2016年,中國作為輪值主席國的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提出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結構調整“三管齊下”的倡議。中國政府言出必踐、身體力行。本輪宏觀調控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相較于此前主要靠貨幣政策“單打獨斗”,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本輪調控中發力更加明顯。二是這輪財政政策的重點是減稅降費,減少財政收入,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三是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除基建投資類支出外,在精準扶貧、生態環保等“補短板”領域加大支出力度。四是貨幣政策調控的重點是理順貨幣傳導機制而非降息降準。通過體制機制的創新,優化流動性的投向和結構,進一步加強對經濟社會發展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同時,強調使廣義貨幣M2與名義GDP增速大體匹配,并更加關注實際利率而非名義利率的變化。五是更加注重與結構性政策的協調。近期,即使在外部環境發生新變化的情況下,有關部門仍然緊鑼密鼓地出臺了《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2019年降低企業杠桿率工作要點》和中國金融業進一步對外開放的11條政策措施等,與臨時性、階段性的經濟刺激措施相比,顯然更加攸關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

  當前宏觀調控沒有無痛的政策選擇

  應對外部沖擊對中國經濟運行帶來的挑戰,理論上宏觀調控可以有兩種政策選擇。一種是“以靜制動”,即保持2018年下半年以來宏觀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不變應萬變;另一種是“先發制人”,即針對貿易摩擦、外需疲軟對中國經濟運行的壓力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現在就進一步加碼。

  這兩種政策選擇各有利弊。首先來看“以靜制動”的政策。如前所述,早自2018年下半年起,宏觀調控政策已經開始了預調微調,當前政策環境較之前已有較大改善。抓住當前美聯儲暫停加息、全球流動性收緊趨勢放緩的時機“晴天補漏”,按照“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進一步推進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括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有利于推動中國經濟轉向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何況,如果政策老是變來變去,也不利于穩定市場預期。當然,“以靜制動”的最大風險在于,一旦外部沖擊的強度超乎預期,緊急調整宏觀政策將會比較被動。特別是現在中國經濟體量較大,宏觀調控的邊際效率已開始下降,可能存在更長的政策時滯。

  再來看“先發制人”的政策,即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如進一步擴大減稅降費規模、增加資本性開支以及跟隨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重新降準降息等。然而,在這方面,國內外的經驗和教訓均殷鑒不遠。如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應對日元大幅升值造成的經濟下行壓力,日本采取了財政貨幣刺激,滋生了資產泡沫,泡沫破滅后經濟陷入長期停滯。這次,如果高估外部沖擊的嚴重性,實施過度刺激的政策,去杠桿、去產能進程可能會出現倒退。同時,還可能浪費未來應對更壞情形的“彈藥”。最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多次預警,各國應對下一次經濟或金融危機的政策空間狹小,是現在全球面臨的最大尾部風險。

  凝神聚力調結構促改革是中國經濟逆風前行的關鍵

  從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來看,中國政府定調“以靜制動”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會議重申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做好各項工作,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明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繼續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如前所述,宏觀調控無論是“以靜制動”還是“先發制人”,都是有利有弊,沒有無痛的政策選擇。選擇了“以靜制動”就意味著放棄“先發制人”的好處,這就是“以靜制動”的成本。理論上可以探討各種選擇的可能性,但實踐中一旦作出選擇就是排他的。而無論如何選擇,都可能會引發爭議甚至批評,并不存在令所有人都滿意的方案。關鍵是要厘清各種方案的利弊,排出政策目標的優先次序。

  不確定性就是最大的確定性,預案遠比預測重要。政府具有一定的信息優勢,有助于及時作出研判和政策響應。當然,研判經濟形勢,需要結合接地氣的現場調研和可信賴的總量數據,做到有數據、有情況、有分析、有判斷。無論采取哪種政策選擇,政府都應該建立在情景分析、壓力測試的基礎上,擬定應對預案,有備無患。同時,做好市場預期溝通與引導,提高政策傳導效率。

  (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導、董輔礽講座教授)

責任編輯:袁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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