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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就評】算清垃圾分類回收的“生態賬”與“經濟賬”

  連續兩周,一貫以時髦、精致著稱的上海都以一個異乎尋常的命題占據著熱搜——垃圾。

  從為何要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到如何能更有效地讓市民學會垃圾分類并形成習慣,從居民不適應的“抱怨”,到社區志愿者隊伍守在垃圾回收處前的自發監督與指導,各種聲音交雜在一起,讓話題不斷升溫。

  但種種聲音中,一個幾乎沒有爭議的結論是:或難或易,垃圾分類已經勢在必行了。

  大眾對生活垃圾處理影響的關注早已有之。2010年,一部反映北京周邊垃圾場狀況的紀錄片《垃圾圍城》進入公眾視野——那些從千家萬戶出去的臟物、穢物并沒有真正離開我們,它們靜靜地藏在并不遙遠的周邊,不僅占據著土地資源,還造成了嚴重的二次污染。土壤、水源、空氣,這些我們賴以生存的基本要素正在被垃圾侵蝕。而惡臭、病菌,則直接威脅著當前這一代人的身體健康。此后,北京市投入了大量資金。從填埋到焚燒,再到部分回收再利用,與垃圾處理相關的項目一直在緊密推進中。

  除了生態承受了極大壓力,原先的處理方案也不“經濟”了。2004年,中國的固體垃圾年產量達到1.4億噸,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垃圾制造國;而到了2015年已經達到2.5億噸,到2017年則超過4億噸。龐大的垃圾數量背后是高昂的處置成本。以北京市為例,2015年,北京生活垃圾“收集—轉運—焚燒”全過程的社會成本為2253元/噸,而生活垃圾處理費標準僅為40-300元/噸。根據2017年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假定當時實現源頭分類、廚余單獨處理、可回收物資源回收利用,將會使生活垃圾管理社會成本從42.2億元降至15.3億元,下降64%。

  因此,現階段的綠色發展已經不僅僅是為后人謀福利的善舉,也直接影響著當代人的身體健康和經濟的可持續。可以說,綠色問題與經濟問題不再是矛盾,而是歷史性地融為一體。此前,提到環保,制造業企業、能源企業等常常被視為責任主體,而近期,上海率先推出生活垃圾分類,把環保問題推到了社會大眾面前。

  不過,規則雖然已經出爐,但要落地、要見實效,還需要關注更多細節。

  當前的規則重“強制”。根據規定,大約500戶居民可分得一個垃圾投放點,居民一天倒垃圾的時間段只有早上7時至9時以及下午16時至18時,垃圾必須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濕垃圾、干垃圾”四類投放,違者個人罰款50-200元。近期,已經有不少小區內,熱心老人組成了志愿者隊伍或請來了專業化監督隊伍,提示居民按規定傾倒垃圾;正式施行后,一些大爺大媽們已經摩拳擦掌,準備好“教育”不守規矩的人。

  而在“罰款”威懾之下,是否會帶來其他問題呢?實際上,已經有人開始擔心,由于分類裝置附近可能有攝像頭或志愿者隊伍監督,但在監督死角,未避免復雜的分類或懲罰,隨手亂扔甚至高空投擲垃圾的行為會不會增加?

  因此,通過合理激勵來尋求社會各界最大共識也很重要。早在此次強制性約束之前,上海已經推行了數年鼓勵型政策——開設綠色賬戶,市民只要在小區里做好垃圾分類,就可得到積分獎勵,并憑積分兌換相應的獎品。雖然在已發放的幾百萬張積分卡中,激活比例較低,日常高頻用戶更是不足20%。不過,此前較弱的激勵效應或與分類帶來的“麻煩”不相匹配,但在當前強制性約束的政策下,這一額外的邊際效益可能會吸引更多人關注。

  更重要的其實不是這些蠅頭小利。筆者生活在北京,所居住的小區里也有非強制性的垃圾分類回收設備——雖然使用頻次似乎不高,但也有不少家長帶著孩子開始自覺分類。這些家長表示,他們并不是沖著積分和獎品去的,但是孩子覺得有意思、有意義,而好的生活習慣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培養起來。

  除了對個體和家庭的獎罰、關注垃圾分類的環節,“終端”建設同樣不可或缺。不同規模的城市,是否就垃圾處理廠進行了科學、合理的規劃,是否不斷增強了其環保標準,是否與時俱進提升了技術水平?不同城市之間治理水平的差異是否會影響政策落地的有效性?是否會形成“公地效應”,激發新的不平衡?這些都是在推動居民端生活垃圾分類時,必須同步推進的改革。

  上海的探索是一個標桿,獎懲制度的落地以及配套設施、規則的建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其他還在觀望的城市。2018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市虹口區市民驛站嘉興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時指出,垃圾分類工作就是新時尚。而如何讓這個總書記口中的“新時尚”變成真時尚,讓這筆生態賬、經濟賬、民生賬都算得清,顯然不只是靠覺悟,也不是靠行政命令甚至強制法規,還需要一套成體系的探索。

責任編輯:趙乘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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